中國技術創造力一旦蘇醒將令人震驚――讀《中國的歷史之路：基于社會和經濟的闡釋》

來源：上海證券報　2023-07-10 08:24:48

(資料圖片)

英國學者伊懋可《中國的歷史之路：基于社會和經濟的闡釋》原著于1973年由倫敦艾爾·梅休因出版社出版，同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予以印行，在英美學界得到廣泛注意，好評如潮，至今仍被奉為國際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經典之作，伊懋可本人也因此被冠以該領域的“中國研究專家”和“學術權威”。近期，該書中文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樣在國內引起了關注。

在書中，伊懋可主要圍繞三個問題展開論述：第一，從西周至明清時期，中國為何能在大多數時候維持統一而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最終分裂？第二，中國如何執中世紀各國經濟之牛耳，并成為當時人口最多的國家？第三，古代中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落后于東地中海地區，到了北宋又如何轉變為雙雙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在1600年至1700 年間（牛頓時代），又在大多數方面遠遠落后于歐洲？為了解答上述問題，作者立足于中國社會經濟史，開創性地提出了“中世紀經濟革命”論等享譽國際學術界的理論。

伊懋可將全書分為三編，對三個問題分別予以著重論述。在上編“世界上最大最持久國家的形成”中，通過在政治單位的幅員、經濟生產力、國防和行政開支在總產出中的比例等方面將中國與羅馬帝國進行對比，作者指出中國能夠長期保持為一個擁有諸多省份的國家，在于中國人在專門技藝、軍事、經濟以及組織方面做到了比其周邊地區領先一步，而中國的“地理統一性”和“文化統一性”又進一步促進了國家的完整統一。

該書中編題為“中世紀經濟革命”，作者從農業革命、水運革命、貨幣與信用革命、市場結構革命與城市化、科學與技術革命等五個方面，系統闡述了8至14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情況，尤其是對印刷術、醫學、數學、紡織業等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社會的推動作用做了具體的剖析，從而揭示中世紀中國領先于世界的深層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伊懋可將城市化作為宋代經濟革命的重要變化之一，這一觀點深刻影響了歷史學界，此后美國學者施堅雅研究中國城市史時提出了著名的“中世紀城市革命”概念，應該即發源于此。

在第三編“沒有技術變化的經濟發展”中，作者援引斯密《國富論》的相關論述，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論來解釋1500年至1800年間的中國為何出現了新的經濟強勁增長，卻幾乎沒有技術發明。他認為，中世紀以后中國經濟發展已達到沒有工業-科學投入情況下的極限，中國的農耕技術遙遙領先于歐洲，而隨著人口持續增長，農業剩余產品遞減，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勞動力越來越便宜，而資源和資本越來越昂貴；耕作與運輸技術已高度完善，難以再做簡單的改進。當新技術出現的時候，已經沒有足夠多的剩余來購買新技術，而且這種所謂高水平的發展也抑制了對新技術發明的需求。

本書是伊懋可的成名作，盡管該書主要以一批歐洲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的著作為基礎撰寫而成，但卻集各家之大成，提出了新的方法和結論，展示了伊懋可對20世紀70年代以前西方和日本學界關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檢討和深入反思，其“中世紀經濟革命”等理論更是成為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理論基石。該書出版后不久，經濟學家E.威金遜就給予高度評價：“這無疑是迄今以來對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種種問題所作最清晰、最富有啟發的分析。”

以今日的眼光來審視這本書，或許其中的一些論述顯得并無太多新意。但是置之更久遠的時間線上，卻可以切實感受到伊懋可的深邃思考和深刻洞見。比如，他在闡述自己所做研究的現實意義時指出，“中國的技術創造力具有很深厚的歷史根基，并且主要是由于某些現實的考慮而暫時進入休眠狀態。一旦它慢慢蘇醒過來，我們料想它將使我們震驚”。而在該書出版的幾年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啟了一段讓世界震驚的新歷史。又比如，他認為如果中國工業發展足夠快，可以讓農業以及整個經濟突破舊有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幾乎可以肯定它需要進入遠比迄今為止大得多的國際市場……它有能力有效地做到這一點，并將令人震驚”。的確，對比四十年余前的中國，今日的中國工業化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的確足夠“令人震驚”！

當然，伊懋可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和中國歷史模式的構建，顯然不可能得到學界一致的贊同。有關中國歷史模式的討論，長期以來都吸引了眾多學者的注意，并且沒有哪一種觀點能夠被普遍接受，但是每出現一種新的提法，都足以引起一些學者的興趣，從而激發他們的想象力。伊懋可的研究價值也在于此。不過，書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論述。比如，在論述早期中華帝國創立時，伊懋可過于突出軍事技術和軍事制度的作用，認為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不斷擴大疆域、修筑道路，主要是出于軍事的目的；齊國在河北和山東取得暫時性的優勢，也要歸功于其新式的軍事制度。這一將經濟與軍事強行結合的觀點，顯然與中國歷史上重文輕武的傳統格格不入，也與中國史學界歷來的觀點難以相融。又比如，伊懋可認為宋代以后，中國的技術發明就陷于停滯，“幾乎沒有技術發明”，這一論斷顯然也是武斷的。

盡管書中存在一些不足，但在40多年前的環境和歷史語境下，本書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而其論證的廣征博引和敘述的曉暢明快，又使之成為具有較廣受眾的經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的翻譯工作是由著名經濟史家李伯重先生領銜，歷時近20年。多位學者在翻譯、核校、查證史料等方面持續接力，并盡量對書中的每一條注釋都做了查考，確保了該書的譯文質量。可以說，這是一部適合推薦給對中國社會經濟史和西方中國史研究有興趣的讀者閱讀的上乘之作。

（文章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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